编者按：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溯元育新（ID：EnvolveGroup），作者： 溯元育新，微新创想经授权转载。本周的CIO Andrew Tsai正管理着传奇量化大师Peter Muller家族办公室Chalkstream Capital Group。Andrew于2003年创立了这家公司，而在此之前，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多次转折：在雷曼兄弟担任套利交易员，1997年创立量化对冲基金却遭遇失败，随后与原班人马创办互联网物流公司，又在凯雷的委托下出任科技公司CEO。互联网泡沫破裂后，30岁出头的Andrew在回顾过往时发现，这些经历如同命运的河流，最终汇入成为家族办公室CEO的航道，而Peter Muller的主动联系，则让Chalkstream应运而生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位CIO职业生涯中看似偶然却必然的轨迹，以及他从跨行业经历中提炼出的投资与经营智慧。
01 成为CIO之前：从量化交易员到物流企业老板，再到科技公司CEO
Q：您是如何对投资产生兴趣的？
Andrew：大学时，我和许多同学一样，渴望进入投行成为分析师。但高盛和所罗门兄弟公司虽然声名显赫，却并未真正吸引我。因为那需要付出巨大努力，却鲜有实质性的成就感。我愿意努力，但更希望做有意义的事。因此，我选择了一家精品机构实习，加入摩根大通银行外汇期权业务。入职第一周，公司组织参观芝加哥郊外著名的赛狗场。我坐在合伙人身边，看着他的比赛表，他问我：“打算怎么下注？”我回答：“这只狗比赛成绩不错。”他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下注的本质是看狗与狗之间的相对价值。”随后他们深入讲解了价差交易和交易基差。这让我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物——剖析事物本质，选择最优方案。
Q：这次经历如何改变了您对未来的看法？
Andrew：大学休学一学期，我在商品交易所工作，体验了最原始的交易形式。这种经历让我明白交易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。信息的快速传递、对不同交易动态的敏锐捕捉，以及大单来临时整个交易区的紧张氛围，都让我对交易背后的人产生了好奇。回校后，我深入研究不同对冲基金经理，大四时写了一篇关于如何建立对冲基金的论文。从此，我对投资的兴趣日益浓厚，开始探索各种投资策略。最终，我选择了当时最复杂的固收套利策略，这成为我在金融领域职业生涯的起点。
Q：在雷曼兄弟的固收团队做交易是什么感受？
Andrew：那时与现在截然不同。团队充满活力和激情，交易尚未完全电子化，交易员个性鲜明，有些曾是曲棍球队员。他们是从传统交易过渡到量化交易的先驱者，我的第一位雷曼老板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段经历教会我一个重要教训：市场上某些因素比市场形成的观点更重要。
Q：您在雷曼的交易团队待了多久？
Andrew：大约五年。1995年，我被派到伦敦，专注于德国债券市场。
Q：您之后为何离开？
Andrew：我一直梦想加入买方机构。离职时，我只留下了一股雷曼的股票。1997年，26岁的我创办了Integrity Capital，这是一家采用量化方法的对冲基金，在多个资产类别中做多价值、做空成长。
Q：一年后，基金并未如预期成功？
Andrew：是的，27岁时我们常常自以为是，但即使数学和逻辑上看似合理，事情也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情况。
Q：这对业务有什么影响？
Andrew：基金运营两年后关闭了。1997年我们取得了不错的业绩，但在1998年还是清算了，当时确实困难重重。
Q：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决定结束？
Andrew：AQR在相似困境中选择了继续，他们做得非常出色，保住了足够的资金。他们经历了1998年的回撤，就像我一样，资金都在流出。但市场突然调整后，长期价值和短期成长的策略在多年后表现优异。AQR的经历让我明白，保持运营，持续把公司开下去至关重要。如果你相信你的策略和团队，你需要的是资金的持续时间，因为在艰难时刻必须存活下来。每十年可能只有一两次相对容易获得回报的机会，但那时你必须在场。这也是我和Peter Muller合作的重要原因，我希望有一个久期很长、稳定的资本基础。
Q：27岁时，互联网泡沫让您暂时离开资管领域，您做了什么？
Andrew：所有事情都像一个循环。我和对冲基金的同事创立了Urban Fetch，一家即时送货服务公司。
Q：您是如何从对冲基金转向配送业务的？
Andrew：我们的团队面临基金业务即将暂停的困境，需要找到新的合作方式。当时我们觉得量化策略已难吸引资金，而科技领域发展迅猛，尤其是纽约市存在许多物流不便之处。于是我们决定解决物流问题。如何分配仓库、订单和快递员？这是一个有趣的物流和运营管理问题。Urban Fetch就此成立，我们开始寻找风险投资。
Q：你们在募资过程中发现风险投资行业有何不同？
Andrew：与对冲基金相比，风险投资行业更为开放和迅速。在投决会上，我们能更直接地分享想法，投资者也能更快地做出决策。
Q：所以你们那时是一群聪明人和一个好想法？
Andrew：是的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。创业过程中，我从金融领域转向物流和运营管理，与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。与金融行业接触到的受过高度培训的人不同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快递员、工厂工人、物流专家等。这要求我学会如何管理和激励不同类型的人，找到激发他们动力和潜力的方法。
Q：这家公司的发展是怎样的？
Andrew：从最初的几个人开始，公司发展到了700名员工的巅峰规模。这个扩张带来了庞大的运营体系，需要大量的管理和协调。
Q：你们当时是做本地零售送货吗？
Andrew：可以理解为一小时内送货的亚马逊。我们的商业模式包括零售B2C业务和第三方物流，后者是真正赚钱的部分。
Q：Urban Fetch最终如何了？
Andrew：公司最终失败，成为科技泡沫年代的受害者。我们本可以接受竞争对手的收购，但选择了准备IPO。当时遇到了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的问题，VC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获得大回报的机会，但需要我们取得巨大成功来弥补他们其他80-90%失败投资的亏损。我们不得不与他们争论，事后看来应该更果断。
Q：接下来您开始了什么新冒险？
Andrew：凯雷找到了我，他们持有一些表现不佳的科技投资资产，认为一家科技公司需要临时CEO来管理。我接受了这个机会，最终公司被大公司收购，这段经历也让我停下来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。
Q：那时您多大？
Andrew：2002年左右，我大约30岁，刚刚结婚，一直在努力工作，所以休息一下也不会内疚。
Q：休整期间，您学到了什么？
Andrew：我开始思考余生要做什么，花了很长时间与人交谈。回顾过去，我做过固定收益交易、量化分析、物流公司、风险投资和科技公司CEO。我喜欢经营公司，激励团队，构建公司文化和流程，但投资是让我真正激动的事情，也是我希望在余生中追求的领域。其实在我大学时就已经有了答案。
Q：那之后您的生活在怎样？
Andrew：我在意大利结婚，许多朋友前来参加，Peter Muller也来了。我的基金关闭时，展现出积极应对困境的态度让Peter留下了印象。我在困境中的坚韧性格促成了我们的合作，于是我开始着手建立他的家族办公室Chalkstream，并逐渐壮大。
Q：Peter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
Andrew：他不仅是我的商业伙伴，还是非常亲近的朋友。成功的量化投资人只是他的一面，他还是音乐家和扑克牌手。Peter经营着世界顶尖的统计套利基金PDT Partners，这支基金起初是摩根斯坦利的一部分，10年创造了60亿美元的利润。之后有段时间，Peter在纽约地铁站弹吉他。当了段街头艺人之后，他2007年又回到PDT重掌大局。
Q：您和Peter有着不同的经历，你们是如何合作，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？
Andrew：我们在我婚礼后约了面。之前Peter让我读了一本书，我以为可能是关于统计学或博弈论，结果是要我读Lauren Scene写的《巴菲特的成长：美国资本家的塑造》。在夏威夷，Peter问我学到了什么。我的答案与他不谋而合，我说：巴菲特是个了不起的投资者，他押注的是人。Peter很满意，他说：我们在乎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，而不仅仅是统计数据。PDT押注的是团队和合作伙伴，我也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他能成功。这次交流中，我们达成了共识和未来公司的蓝图，就是以人为基础，建立一个长期存在的投资机构。
02 投资是人生志趣：长尾效应，集中押注
Q：在传统的资产配置中，人们更容易进行短期投资，而您提到了长尾现象，您的目标是什么，以及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？
Andrew：当时我们的观点非常激进，预见到了资金过度涌入某些领域的可能，以及过于依赖历史相关性带来的危险。所以我们不是盲目地填满各种资产类别的桶，而是将投资视为一块空白的画布，考虑在长期视角下，如何实现复利增长。我们实现目标的方法是在少数领域深入探索，当机会出现时，集中押注，实现长期的复利增长。
Q：在考虑投资和业务时，您们是选择建立独立的家族办公室，还是将资金与Peter的资金合并，或者考虑与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投资？
Andrew：我和Peter都认为，为了吸引顶尖人才，我们需要与外部资金进行合作。我至今仍然认同他的观点，一个组织需要具备特定的能量，才能吸引到出色的人才。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资产管理公司，而是要成为一个精品机构，专注做一些非常出色的事情。但是与其他投资者合作，会带来不同的观点和关注，这种能量是独特的。所以我们从管理Peter资产的单一家办，很快转变成为多个高净值人士服务的联合家办。
Q：以日本为例，您是如何详细了解这个市场的机会的？
Andrew：美国一度掀起了一波投资日本主动管理者的潮流，很多人积极地进军日本市场，我们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们最初的直觉是，可以筛选所有有正向现金流的公司，最后筛出了350家。然后我们想，那为什么不直接购买它们呢？如果用价值投资的视角去看，这些都是真正的价值公司，我们可以长期持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样的投资策略也算稳妥。即使在困难时期，你可能会损失一些钱，但不会那么严重。随着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，我们的看法发生了改变，我们只需要选取350家公司中的一部分进行投资。因为有些主动管理者有精准的目标，能用不同方式推动公司发展，比如进行股份回购、出售非核心资产等。于是我们向一些主动管理者投资了一部分资金。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，我们看到了惊人的事实：日本主题的指数下跌了整整44%，而我们投资的这些主动管理者只下跌了16%到17%。当你手中的现金开始以折价价格交易时，就是开始回购公司股份的时机。继续深入日本市场的原因是，2008年之后，包括欧美在内的其他全球市场都有所增长，而日本的市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几乎没有变化，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状态。
Q：您还在日本做其他投资吗？
Andrew：我们在日本的投资范围包括股票和基金。我们持有一些日本CDS（credit default swap，信用违约掉期）。此外我们还投资另一类公司的股票，就是处于长期下滑行业，但信用违约掉期利率非常低的高杠杆企业。在雷曼的时候，我曾经抓住了17个基点的交易利差机会，是一次很漂亮的出手，还获得了一张证书。所以当市场上出现高度杠杆的资产，且它们的交易利率在这个区间时，这些资产就值得被纳入portfolio。
03 在最佳状态里工作，复利将会非常大
Q：您提到公司文化对Peter和您非常重要，您们是如何实现的？
Andrew：创建像Chalkstream这样的公司的一大乐趣，就是能定义自己的文化，并与相契合的伙伴一起合作。一开始我们就确立了一些简单的规则，比如不允许不够好的人进入我们的圈子。生命太短暂，我们没有时间和那些人交往。我们整个公司每年都会去一个地方，做为期三天的培训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们明确规定不许讨论任何与当前业务有关的事。只讨论一件事，就是回顾五年前的决策，讨论我们希望当时开始做什么，停止做什么。另外我也坚信，身体健康能让思维更为清晰。
Q：您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
Andrew：我把公司命名为Chalkstream，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钓鱼，最早我是在伦敦的Chalk Stream学会了飞钓技巧。
Q：您在投资上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是什么？
Andrew：依赖他人的认可或寻求共识。我们曾经犯过这个错误，因为所有聪明人都在投资这个，就觉得它一定很不错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会让你放松一些标准。回想一下我们所有成功的投资案例，我觉得没有一个是广受认同的，总是会有一些转折和困难。
Q：您父母带给您最深的影响是什么？
Andrew：我的父母气质截然不同。我妈妈是一位艺术家，虽然在我14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，但我小的时候，她经常带我参观艺术博物馆，与她那些充满色彩的艺术家朋友们交往，他们都是自由、充满爱心，追求另类文化的人。而我爸爸是一名工程师，从台湾到圣路易斯攻读博士学位，非常正直，循规蹈矩。
Q：您阅读的哪些信息让您受益匪浅， 但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？
Andrew：我特别喜欢阅读来自不同国家的报纸。无论在哪个机场，我都会翻看各地的报纸，《纽约时报》、《中国日报》、《日本经济新闻》、《印度时报》。这些不同国家的报纸带来的视角完全不同，总是能够激发我的灵感。我现在在亚洲待得比较多，所以每天早上我都会阅读当地的报纸。
Q：您有什么教训是希望早些时候就知道的？
Andrew：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非常忙碌，追求第一手信息，忙于各种事务。但现在，我认识到生命的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时间的利用，还取决于情绪和精力的流动。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和能量是不同的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算法。我现在把一天的时间划分为不同的段落。我会为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保留一些时间，也会有专门的时间用来处理电子邮件，还有时间用来与人交流。每个人的最佳状态都有自己的生物钟，我希望我在21岁时就知道这件事，因为你的最佳状态会比你的普通状态带来好20倍的成果。如果你每天都能提高10%，那么这种复利效应就会非常非常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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